第十八章

我覺得某些城市是有性別的，正如某些小說是有性別的。非指作者是男是女，而是指小說內容。小說內容彷彿使小說具有了某種氣質，而氣質又似乎使小說本身有了性別。《紅樓夢》《茶花女》都是很女性的書，《湯姆叔叔的小木屋》也是。《呼嘯山莊》很男性，《三國》《水滸傳》更不消說。《簡·愛》《戰爭與和平》給我以「中性」的感覺；《聊齋志異》具有典型的男性氣質，《靜靜的頓河》絕對也是男性的；而在我看來，《悲慘世界》是母性的，《大衛·科波菲爾》是父性的，《老人與海》同樣父性氣質濃濃。

在我看來，深圳起初像是英俊少年，它正一歲歲成長為帥氣的小伙兒。在深圳，每每能從電視里看到回放的港台老片。有一個時期我和翔特別喜歡看狄龍的電影，我覺得深圳具有狄龍在武俠片中那種迷人的陽剛之氣。

在我看來，上海像是風姿綽約的沉靜女郎——經歷了妖冶時期、摩登時期、社交花式的迷亂時期，終於洗盡鉛華，進入了氣質優雅的沉靜時期，於是似乎修成了中西氣質兼具的女性「正果」。

在我看來，廣州是一座宛如「奶娘」的城市。儘管它的歷史曾是那麼的驚天地泣鬼神，卻似乎也正是由於經歷了的緣故，後來顯得異常包容。遊子最適合在廣州停留。它雖不是遊子們的理想城，但任何人的鄉愁都會在它的「懷抱」中得到撫慰。我和娟去廣州玩過多次，娟也挺喜歡廣州的。

然而上海的「洋味兒」，既是廣州沒有的，更是深圳沒有的。翔說：「那是滲入到一座城市肌理里的遺風。」翔對上海的心態常是自相矛盾的——作為老上海人家的子弟，上海對於他如同「祖宗」，誰若當他面說上海和上海人一句不好的話，他往往會跟人家翻臉。但他自己，卻又每對上海和上海人大發批評議論，特別是對於上海的「洋味兒」，用詞更是尖刻。一方面他骨子裡是惜護的；另一方面，一想到中國著名的大城市之一曾與「十里洋場」相提並論，又使他有「恨史」之痛。

然而我和他的婚禮卻又不乏「洋味兒」。

起初他對他媽說：「我倆的婚禮，我負責辦，您就別操心了行不？」

他媽說：「那不行。媽就你這麼一個兒子，你的婚禮必須由媽來辦。媽想過替獨生子操辦婚禮的癮，你沒理由剝奪你媽這種特權！」

當時我在旁邊。

他媽說：「咱倆別爭，你當兒子的自己操辦還是我當媽的替你操辦，由婉之來決定吧。」

我毫不猶豫，立場堅定地說：「由媽辦。」

還沒舉行婚禮，我已開始叫她「媽」了，這使她特別高興，誇我「懂事體」。

過後翔卻埋怨我：「是你把我否定了，不滿意你可別怪我啊。」

我說：「你告訴媽，我只有一條要求——簡、快、省。」

翔沒有多少存款，他媽是手錶廠的退休工人，退休金不高，而我那點兒錢全押在深圳的兩處店裡，抽不出來，無法投入到婚禮費用中——我當然要反對鋪張啰。

實際上婚禮還是由翔和媽共同擬定的方案——在文史館的小禮堂舉行。翔爸曾是上海的老報人，也曾是市文史館的資深館員，文史館很樂於配合。人也不多，六十幾人，擺了八桌。翔的父親也是獨生子，他在上海沒有父輩方面的親人，參加的只是幾位他父親生前的好友，他叫「世伯」的老人。他母親方面參加的親戚也有限，無非就是他的三個姨和姨父，再加上三家的兒女。最多的是朋友。翔雖是攝影家，卻與上海文藝界有著廣泛的交往，作家、詩人，唱歌的、唱戲的、變魔術的，總之來了不少文藝家，老中青三代都有代表人物。

翔他媽對婚禮的「洋味兒」堅持不讓步。

我聽到她以「正告」的口吻對兒子說：「在上海舉行的婚禮，沒點兒上海味兒那對嗎？上海什麼味兒？不就是從前那點兒洋味兒比較特殊嗎？在洋味兒上，必須給人家姑娘留下深刻印象！這一點你如果都做不到，以後別見你媽和你三個姨了！」

為了滿足老人的心愿，翔從「上戲」租了一批道具，請「上戲」的舞台美術教師將婚禮現場布置出了西洋風格；也從畫家朋友那兒借了多幅油畫，懸掛四處。

頭天晚上翔請我和他媽去「審察」場地，果然「洋味兒」十足。

我驚訝地說：「這是要辦婚禮呢，還是要拍戲呀？」

他媽笑了，連聲說好，並問我：「婉之，儂開心啦是吧？」

我只得又笑著說：「開心，開心。」

翔自恃勞苦功高：「明天服務員都會穿上俄羅斯民間服裝，歌舞劇《胡桃夾子》那種，人人不重樣。」

我頓時出了一身汗，急問：「那得花多少錢呀？」

翔說：「不費錢，僅租半天，友情價，人情後補。不是為了少花錢，辦成事兒，還要辦出特點嘛！」

一聽也沒花多少錢，他媽更高興了，大大地表揚了他一番。

婚禮開始前，翔又給了我和老人一個驚喜——翔請來了著名作家葉辛，於是一片歡呼，人人爭相與之合影。

翔他媽激動得快哭了——她和一姐一妹都是插隊知青，葉辛以反映上海知青命運的小說聞名全國，是上海知青心目中的「男神」。他本是與「世伯」們坐一桌的，在翔媽的強烈要求下，翔換了名牌，將葉辛調到媽和三個姨那桌去了。葉辛老師剛一落座，四個與他同齡的婦女同志立刻對他進行輪番「採訪」，這個問他又在寫什麼？那個問他什麼時候再去貴州？那時刻，我覺得四位婦女同志超幸福。

我也油然而生幸福之感——因為葉辛老師將做我和翔的證婚人。他那人看去挺好說話。就是再好說話，終究不是職業證婚人，我估計他這輩子也就做過八次十次證婚人而已；其中一次是為我這個平凡又普通的人證婚，我豈能不喜出望外？我的幸福感還因為，葉辛當年是在貴州插隊，這使我對於證婚人倍覺親近。倘無這一層關係，再大的人物為我和翔證婚，我也只會覺得榮幸罷了，絕無什麼親近感可言。我忽覺翔將葉辛請來這一招很「狡猾」——因為他媽和他二姨也都在貴州插過隊，她倆肯定也認為翔是為她倆才將葉辛請來的。

婚禮一結束，緊接著就是文藝演出了。都是專業演員，可以代表上海的較高水平。翔拉著我走到家長那桌，對葉辛說他如果有事可以先走。

葉辛說：「沒事沒事，節目很好，我要看完。」——又對我說：「你使我想起了當年貴州老鄉家的小阿妹。」

他的話使我心裡暖乎乎的，一時不知說什麼好，只有笑。

他也看著我笑。他笑起來像位慈祥的老婆婆，給我留下很深印象。

媽就舉杯替我敬葉辛老師酒。

二姨說：「咱們是插兄插妹的關係，你倆當年還在同一個鄉，乾脆再親點兒，喝次交杯酒嘛！」

葉辛笑道：「好啊，怎麼高興怎麼喝。」

……

晚上，我倆入了洞房後，翔對我說：「如果有什麼不滿意之處，多包涵啊。」

我說：「沒有啊，我做夢也想不到自己的婚禮會是這樣的，挺好的。」

翔說他也沒想到會搞得這麼有特點。他交代朋友們稍微布置出點兒「洋味兒」來，結果朋友們就都認真起來。專業的戲劇舞台設計師，一認真，效果可不就像拍戲了。

「我媽當年是中學文藝委員，能歌善舞，插隊不久就愛上了我爸。我爸曾是復旦戲劇社的留校生，演過巴金《家》里的大表哥，因為說了幾句不該說的話，被發配到貴州去勞改。我媽由於愛上了我爸，連當宣傳隊員的資格也喪失了。她和我爸，當年沒條件舉辦婚禮，這是她內心的痛點。咱倆的婚禮，未嘗不是圓她的一個青春夢。只要她高興，咱倆就應該高興，對不對？」翔的話很中肯。

我說：「對。」

他還想說什麼，我用吻封嚴了他的嘴。

而他，將我橫抱起來，輕輕放在床上。他動作很紳士，像按劇情要求在做。

我指指門。

門關上後，他不再斯文，我也毫無羞意。雖然那早已不是我們的第一次，但或許因為真正成了新郎和新娘，互動才更加刺激而狂野。山洪海嘯過去之後，我又一次想到了「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」這句話，想到我居然成了一位上海母親的兒媳，想到我於是也得叫另外三個女人大姨二姨小姨，頓覺世間到處是緣，不禁感慨人生之不可預設。

婆婆叫孫麗華。

她的父母希望二胎是男孩兒，結果又是女孩兒，翔的大姨就被取名叫「麗婷」——取諧聲「立停」之意。希望一執著，翔就有了二姨，取名「麗婕」。「立截」並沒「截」住，執著變成了執拗，於是翔又有了小姨「麗娟」。執拗隨之變成了執行，小姨才幾個月就被「捐」給了翔的大舅家。好在大舅夫婦視同己出，小姨的成長非但不缺愛，反而特別受寵。並且，因為年齡小，後來躲過了「上山下鄉」，屬於「漏網之魚」。小姨之被「捐」，非但沒使姐妹之間關係疏遠，反而成了日後雙方都津津樂道的笑談，常談常新；也使兩家親戚之親「更上層樓」，與我之被棄大相徑庭。翔的母親有三個舅，似乎是將翔的指標給「透支」了，翔一個舅也沒有。

我想，若以中國民間的理解，「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」這句話，未嘗不可以翻譯成「人是自身緣的體現者」。「有緣千里來相會，無緣對面不相識」——不由人不信。

翔問我在想什麼？

我回了一句特深沉的話：「思考人生。」

他欠身看著我說：「具體道來。」

我就將我之被棄與他小姨之被「捐」的不同講給他聽。

他說：「人從一出生就是被動的。自從人有姓名以來，任何人的性別、體力、智能、相貌、姓名，都是被『給予』的，誰都沒半點選擇的自主權。」

我問：「那你相信宿命嘍？」

他說：「為什麼要否認宿命？宿命無非就是天定的好運氣或壞運氣或不好不壞的運氣。但人又是自為能力很強的動物……」

我打斷他的話，不無憂鬱地說：「明白你的意思，但運氣很差的人，如果還缺乏自立能力，那就天生該一輩子受苦受難嗎？」

他說：「所以世界怎樣很重要。目前而言，在我這兒，國家即『天』，說是『上帝』也不誇張，對於『天命』很差的人尤其如此。好的國家，當有能力幫助『天命』很差的人改變命運，為他們的人生兜底。你當年的被棄，說到底是農村和城市生活水平的巨大差異造成的。想想看，如果我大舅家不是老上海人家，家底殷實，而是農村人家，那我小姨的命運當會怎樣？我媽她們四姐妹的關係又會如何？……」

我啞然失笑。

翔問：「我的話可笑？」

我說：「那倒不是。你估計一下，全世界今天結婚的新郎和新娘，有幾對會像咱倆似的，剛做完愛就討論這樣的話題？」

他想了想，鄭重地說：「估計也就咱倆這一對。中國特色產生中國式的新娘和新郎嘛！」

我們收了一萬多元彩禮。

翔堅決禁止他的朋友們出「份子」，但三個姨的紅包是必須接的，「世伯」們的心意也只有笑納——卻之不恭。娟匯給我五千元錢，令我吃驚。

我和她通話時責備她「瘋了」。

她說：「財大氣粗嘛！咱們的兩處店效益都不錯，讓你也高興高興。」

翔不許我動用那五千元，親自存上了，說：「李娟家那麼多窮親戚，用錢的地方也多，適當時要變相還給她。」

那也正是我的想法。

我終於有了名副其實的家了，而且在中國的第二大城市上海。我前所未有地幸福。

我們的家在一條老弄堂里，是一幢洋式舊樓的亭子間，二十四平米。翔說，就亭子間而言，面積不小了。雖是亭子間，卻陽光充足。婆婆沒對我們的家究竟該怎樣多作指示，翔的布置大體合我的意。不方便之處是與樓下鄰居共用小小的廚房和衛生間。也沒洗澡的地方。好在弄堂口有便民浴室，每次五角錢。

婆婆一人住在有電梯的小三居公寓房裡，公公生前分到的。

婆婆有次不無歉意地對我說：「婉之，等我死了以後，那房子就歸你倆。但現在呢，先讓我享受享受。委屈你倆了，千萬別計較好不好？」

我恭敬地回答：「媽，怎麼會呢！我很喜歡我倆的家，但願您健康長壽，成為百歲老人！您長壽是我和翔的福氣。」

我的「校長媽媽」去世以後，我已經多年無「媽」可叫了，叫「媽」也使我幸福。在婆婆面前，我無師自通地變得嘴甜和會來事了。而在我的「和」中，婆婆與丈夫和娟占的位置是同等重要的。她曾是貴州插隊知青，和我是貴州人這一點，確實為我倆的和睦相處奠定了良好基礎。

我的蜜月才享受了幾天，李娟與我的一次通話就如急急令，迫使我立即啟程趕回了深圳。

遇事不慌的娟方寸大亂——一天早上她推開藥店的門，但見窗下一溜兒蹲著三男二女五個半大孩子，口口聲聲要見「小姨方婉之」。一問，皆神仙頂的，聽說「小姨」在深圳發達了，是「成功人物」了，都來投奔「小姨」，要在深圳找工作，成為深圳人。聽他們口氣，有的似乎與家裡打了招呼，有的分明是偷跑出來的。其中一個男孩雖不是神仙頂的，卻也是鄉一中的，仍屬我的「小老鄉」。

我回到深圳，見到了他們，的確都是孩子，一逼問才知道，只有鄉一中那男孩快滿十八歲了，另外四個孩子十六七歲不等。

我生氣了，訓他們：「你們還沒成年，我絕對不替你們找工作，休想！」他們都眼淚汪汪的。

娟將我扯開去，小聲說：「你那話太容易使他們誤解，像是你有能力替他們找工作卻偏不幫他們似的。」

我說：「我哪兒有一次替五個人找到工作的能力？氣糊塗了。」我看著他們也沒招兒，只得將張家貴請來，請他幫我出主意。

張大哥連連嘆氣說：「唉，唉，你婉之怎麼就是『成功人物』了呢！咱們神仙頂那些人的嘴呀，真不知怎麼傳的，把孩子們都給忽悠了！」

他認為絕對不可久留，萬一哪個孩子出了點兒差錯，多大責任啊！也絕對不可以替他們找工作，僱用未成年人是違法的。包括那個快滿十八歲的，全都得送回去。那男孩高三還沒畢業，快拿到高中文憑卻沒拿到，以後肯定有後悔的時候。他說也不能立刻替他們買票將他們打發走，那樣他們會不高興。他們一不高興，誰知道會怎麼說我和他兩位「成功人物」呢？他們在大人眼中是孩子，大人相信孩子不至於說瞎話。那結果可不就是——不論他們將我倆說得多麼不好，反正我倆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。

張大哥認為妥善的辦法只有一個——讓孩子們在深圳住幾天，陪他們到處玩玩，逛逛，保證他們吃好，喝好，住好；之後由他從公司派人將孩子們送回去。

我覺得張大哥考慮得周到，完全同意。

娟又說：「也別讓他們住得太舒服，和花錢多少沒關係。主要怕那樣的話，你明明不是成功人物，感覺也有點兒像成功人物了。」

張大哥說：「對，對。」

於是他從公司調來一輛麵包，由我將五個孩子送往我和娟住過的旅館，為他們開了兩個房間。

我回到藥店時，娟剛將吊鋪歸整好。前幾天五個孩子全擠吊鋪上睡，她和她弟睡葯架子之間的地上。

她說吊鋪上一股臭腳丫子味兒，邊說邊噴花露水。

我沒帶多少錢，與翔通了次話，讓他將娟寄給我的五千元再寄給我。他沒那麼做，怕我辦事欠考慮，親自帶著錢也回來了。

以後的幾天，藥店終於恢復平靜，娟和他弟又可以睡吊鋪了，而我和翔則充當五個神仙頂孩子的導遊。

幾天後，翔陪孩子們回神仙頂去了。他說孩子們是沖著我才到深圳的，由張大哥的公司出人陪送不合適；而由我陪送回去，他又怕我太辛苦。

翔和孩子們走後，我白天負責藥店，晚上與娟睡在照相館。分開既久，互相間有聊不完的話。

娟告訴我，徐主任出事了，不再是電大副校長了——由於受賄被人揭發，受了降級處分，沒臉再上班，提前退休了。

我說：「我來之前高翔還與他通過話，高翔好像不知道。」

娟說：「那你別告訴他，就當你也不知道吧。」

我問：「問題嚴重嗎？」

娟說：「估計不太嚴重，嚴重還不關進去了？」

我又問：「那我這次要不要見他一面呢？我與高翔成了夫妻，也得感謝他。」

娟說：「隨你。我和張大哥倒是常與他聚，我倆都裝不知道，而他每次挺高興的。」

我說：「那我也還是見他一次好，應該代表高翔給他份喜糖。」

娟說：「我安排。再讓你知道一件事——鄭宜然有對象了，身材不如我好，但容貌比我好。他倆有天出現在咱們超市裡，卻只買了一瓶礦泉水，我想他是成心氣氣我。」

我問：「你生氣了？」

她說：「那生啥氣？是我覺得我倆不合適，人家又沒什麼對不起我的地方。當時櫻桃剛下來，我代表你送了他兩箱櫻桃。」

由我做東，李娟和張大哥作陪，請徐主任在郊區的漁家樂吃了一頓海鮮。還是張大哥想得周到，怕在市內請徐主任有顧慮。一到郊區，徐主任的情緒果然大為開朗。在音樂包廂唱歌時，簡直可以說是興緻勃勃。雖然他曾是副校長，我仍按習慣叫他徐主任，他的反應依然愉快，如同自己一直是主任。沖這一點，我覺得他這人畢竟還是可交的。

張大哥開車將徐主任送到家，接著送我和娟，路上他說：「聽人講，他是中了官場上的局。」

我不懂，問什麼是「局」？

娟說：「就是幾個人串通一氣，為誰下套，或者挖一個坑。」

我又問：「那對串通一氣的人有什麼好處？」

娟說：「官場上的位置是有限的，你下來，我上去唄。」

我還是不懂，繼續問：「不是幾個人串通一氣嗎？整下來一個，也只能上去一個呀，另外幾個圖什麼呢？」

娟說：「倒也是。你這問題太深，我回答不了啦。大哥，你講給她聽。」

張大哥說：「不明白就不明白，沒必要非明白。官場有官場的規矩，民間有民間的法度。成了朋友是緣分，不輕易失去一個朋友，這是咱民間的法度。民間人按民間法度待人處世，也是講原則。」

那天晚上，我對娟說：「娟，以後咱倆見面的機會肯定少了，凡事你要三思而行，好自為之，千萬提防別落入別人設下的『局』里去！」

娟頓時落淚了，戚然地說：「你啥意思嘛，當面告訴我，我將失去你了？」

我也憂傷起來，握住她一隻手，強笑著說：「你想哪兒去了？我現在不是成了上海人的妻子和兒媳婦了嘛。雖然我已經是深圳人了，卻畢竟嫁到了上海，以後要在上海工作、生孩子、做母親、相夫教子，總之……但咱倆不是都有手機嘛，往後交通會越來越方便，咱倆也會坐得起飛機了，誰想誰，半天后不就見面了……」

我沒忍住哭了，娟反過來勸我，說我倆還是經濟合伙人的關係呢，一條繩拴倆螞蚱，無非就是繩長繩短的改變……

我回到上海時，翔已先於我到家了。

他說送孩子們的幸虧是他不是我——他一回去就被我二姐纏住了，魔怔似的只說自己和張家貴那事兒，埋怨我不重視她的託付，一直不給她回復……

他諄諄教誨我說：「這事兒你可一定要處理好，否則你二姐會大為不滿。」

我問：「她明明是剃頭挑子一頭熱，人家張大哥根本沒那種想法，她卻非指望我能促成，叫我咋辦？」

他懟了我一句：「是你二姐不是我二姐，別問我。」

我看出那次貴州之行使他一肚子不高興，內疚地說：「對不起，因為我，給你添麻煩了……」

他愣了愣，抱住我，嘆道：「『人是社會關係的總和』這句話，對我也是真理。既然做夫妻了，我也不能成為一個反真理主義者。」

我笑著懟了他一句：「誰叫你只以為我是名門之後，市長的女兒來著？」

他苦笑道：「你當時也沒詳細說明你的社會關係有多複雜呀。」

晚上我倆躺在床上時，他又說：「以前，作為一名熱心於扶貧活動的藝術家，那是一回事。如今眼見生活在山區的某戶貧困農家成了自己的親戚，那就成了另外一回事。你二姐我不是也得叫二姐嗎？我叫她二姐時，心裡覺得怪怪的……」

我似乎聽出點兒「我招誰惹誰了」的弦外之音，沒接茬兒。

他又說：「娟寄給咱們那五千元，快花完了。」

我說：「明天我就開始找工作，不用你幫忙。」說完一翻身，不再理他。

他欲摟我，我撥開了他的手。

我流下淚來，因為自己的「社會關係的總和」，也因為人是選擇性地編織社會關係的動物。對徐主任的事，翔其實是知道的——張大哥的話，就是『成了朋友是緣分，不輕易失去一個朋友……』那句話，翔也說過，可見他對於自己與徐主任的關係，尚能以民間之法度來對待。但對於自己忽然多出了一個我二姐那樣的「妻姐」，卻難以當成「緣」了。

但一想到我也一樣，我既理解他也原諒他了。

說到底，誰在本質上都只不過首先是人，那就得多原諒別人，對自己也沒必要苛求——儘管我一心想做好人。

我四處投寄了多份簡歷，又滿上海轉了四五天，竭力推銷自己。是的，為了將人生進行下去，我也無師自通地學會了推銷自己，而且推銷得像是一個根本不需要自我推銷的人那麼遊刃有餘。

原來世上有些事是可以無師自通的——這一感悟使我不再因自己的學歷而自卑。我想我那種能力肯定與基因無關，我的父母絕不會遺傳給我那種所謂優良的基因；它分明是後天形成的，可不論養父養母還是丈夫、李娟和張大哥，都不是善於推銷自己的人啊——我究竟怎麼會的呢？我很奇怪，卻也頗為欣然——會總比不會好。

我終於找到了相當滿意的工作——在明德投資有限公司人力資源部任職員。這是一家台灣獨資公司，據說老闆七十多歲了，經常台灣、上海兩邊跑，仍親自擔當麾下多家子公司的董事長。上海這家子公司的名字，顯然來自「大明明德」四個字。

幾位面試者對我的表現很滿意，其中一位甚至小聲對我說：「今晚睡個好覺。」

可是我帶著錄用通知書去上班時，情況卻變了——一個陌生男子對我說，我只能在大堂當接待員了，原本屬於我的職員工作被「更優秀」的人取替了。那麼我只有兩個選擇：或者「另謀高就」，或者當大堂接待員。

我心頓涼。

他卻又說：「工資不變。」

於是我決定留下——那兒離家近，散步似的，半小時就能走到。而且那份兒工資我也比較知足。

公司是一幢獨棟的老式洋樓，大堂並不很大——但我的工作很單調，也很乏味，須端正地坐在接待台後，不許看書和報刊，更不許打盹。有人進入，我要請對方出示工作證。若對方是商客，要笑臉相對，詢問事由，預約與否，彬彬有禮地請對方登記。

我的背後，懸掛著巨幅的攝影作品——雪地上，一位光著頭的藏教老僧拄杖而行，兩邊跟隨六七條狗，看去都是野狗。其中兩條，一左一右抬頭看他。而他顯然走很久了，雪地上的足跡跨距甚小，也不直，證明他已步履蹣跚。他那隻拄杖的手，骨節突出，青筋隆起，瘦得無肉，老皮龜裂。風挺大——因為他的土紅色袈裟的下擺向後飄起。從雪中戳出的蒿草的枯枝，也一律朝同一方向倒去。看不見他的臉，便也難知他的表情。

那是放大了的翔的攝影作品，我在翔的攝影集中見過。

我坐在自己丈夫的攝影作品前當某公司的大堂接待員，使我心裡每覺「怪怪的」，正如翔叫我二姐為「二姐」時的心理。

我眼前只存在兩種動態現象——一個透雕為多層的大石球和一個中年女人。石球在石柱上，柱下有水涌冒不停，石球便不停旋轉。我終日被那球搞得頭暈目眩。人真是太奇怪了，心裡越不想看什麼，目光越不由自主地望向什麼。

那女人姓吳，我叫她吳姐，江蘇淮北人。她是清潔工，負責三層樓的走廊、廁所和大廳的衛生。每天上午十點以後，我才能在大廳見到她，那時她已夠累的了。只有她出現以後，我的目光才會轉移到她身上。上午忙完了清潔工作，她下午還要去幫廚。

負責後勤的人還給了我一項秘密工作——要我每天在一頁紙上對吳姐的工作表現予以評價：好、一般、不好，我的「√」畫在哪兒，將影響她的月終獎金。

我對這一「任務」很反感，起初拒不執行。可那負責後勤的小頭頭說：「你不配合可不行，這也是對你的信任。因為她在大堂的工作表現，只有你一個人天天看在眼裡。」

於是我每次都在「好」字後邊畫「√」。

吳姐拖地拖到接待台旁，每次會拄著拖把歇會兒。那時我就主動與她聊幾句。那對於我像充電，使我不至於犯困，能保持工作所要求的精神狀態。

吳姐也喜歡與我聊。

她對上海人頗多負面看法，因為老上海人從前特瞧不起淮北人。

她說最不願意擦電梯旁那幾個大玻璃櫃——裡邊的青花瓷瓶是老闆從香港的拍賣會上買的，價格都在二三百萬港元以上，屬於古董。每次擦提心弔膽的，生怕發生什麼閃失。

我問既然是貴重之物，為什麼不妥善收藏而擺在明面呢？

她說：「資本家嘛，顯擺唄！」

我從不與翔聊公司里的事，因為我的工作決定了我所知甚少。三個多月里，我一次也沒見過老闆，也無話可聊。

但有天晚上我忍不住問他，究竟想通過那幅攝影作品表達什麼？

他反問：「你指的是中學語文老師們強調的主題思想？」

我說：「可以那麼理解。」

他說：「攝影作品啦，繪畫雕塑啦，一首輕音樂啦，可以有主題，也可以沒有。」

我問：「你拍攝時肯定有主觀想法吧？」

他說：「當時還真沒有，站在高處抓拍的。過後曾打算以《路伴》定名，最後還是自我否定了。但作為作品總得有個名，所以在雜誌上發表之前又定了《無題》。」

我認為《無題》比《路伴》好——明明是幾條狗，看去還是野狗，以路伴言之，未免牽強。

他認為恰恰相反，非但不牽強，反而很貼切。只不過太實了，會影響另外可能引起的多種遐想，對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形成了限制。

那晚他與朋友們聚餐時喝了點酒，情緒挺亢奮，借題發揮，口若懸河，侃侃而談。

他說所謂人生，不過就是一次歲月之旅，或長或短而已。沒有誰寧願自己的一生是孤獨之旅，所以每一個人內心裡都是需要路伴的。無人可以為伴，狗也行，野狗也行。他說在人世間，天使是絕對沒有的，但好人是絕對存在的。一個人不可能只與好人形成「社會關係的總和」，那是根本不現實的。某些人比野狗還不如，他們也會自成社會關係之和。他們那「和」，還可能成為「硬核」。並且，他們往往戴著好人的面具，形成與好人的社會關係。所以人的一生，是與形形色色的路伴同行的一生……

我不以為然地問：「那麼在你眼裡，我也是路伴啦？」

他說：「當然啰。我們互為路伴，是同甘共苦，不棄不離的路伴。像有首歌唱的，『你擁有我，我擁有你』。因為彼此擁有，人生之旅才不至於乏味。」

「以野狗為伴，下場不是註定了悲慘嗎？一旦累倒，還不被野狗吃了？」

「沒有誰的一生始終與野狗為伴，這種情況完全可以排除。但人的某一小段旅程，卻有可能與野狗為伴。那當然是危險的事，不過你認真看我的作品會發現，那些野狗顯得多麼溫良，它們看老僧人的樣子多麼特別，難道不像是在為他鼓勁兒嗎？難道它們不像是他的護衛？一位形銷骨立，隨時可能被大風颳倒的老僧人，他和那些野狗的關係是怎麼做到的？這一點當時既使我震驚也使我感動……」

聊人生路伴自然就會聊到孩子的問題。

他說就他個人而言，有沒有兒女無所謂。不是超級富豪，亦非當代王儲，談不上有什麼生兒育女的「使命」，一輩子不做父親也不會覺得遺憾。但他父親是獨子，他自己也是獨子，這就使他母親對於第三代很是巴望。生兒生女都高興，不生卻萬萬不可。

他說：「我不僅是丈夫，還是獨生子，這事你看如何是好？」

我說：「理解，願意傾情配合。不過，以咱倆的能力，能培養出一個什麼樣的兒子呢？」

他聽出了我與他的想法其實一致，抱我吻我，含情脈脈地說：「替我媽感謝你。順其自然吧。但我有自信，會使中國多一個好人，你呢？」

我溫柔地說：「也有。」

第二天我再看《無題》，於孤獨與危機之中，確乎看出了幾許和諧。

不料，當日卻發生了一件不甚「和諧」的事——快下班時，吳姐又在拖地。陣雨剛過，電梯前水跡猶在。正那時，電梯門忽然開了，率先邁出一個人，為裡邊的什麼貴客「開路」。電梯外除了吳姐並無第二人，那人的舉動實屬多餘。吳姐側身拖地，沒來得及有所反應。而那人橫著胳膊一搪，其臂如棒，搪在吳姐的後背。吳姐向前趔趄，撞倒了一個玻璃櫃，櫃與瓶同時破碎一地……

然而貴賓與隨員並未停步，從我面前匆匆而過，轉身消失在旋轉門外。

「你沒長眼睛啊？這麼珍貴的東西讓你給毀了，你拿命賠啊？！……」某部門的頭頭直指嚇傻了的吳姐大加訓斥，彷彿比我看得還分明；顯然要由吳姐來承擔後果。

其他人也指斥不休。凌言厲語眾口如一——價值二三百萬的古董，你怎麼賠得起啊？估計把老家的房子賣了也只不過能賠個零頭！……

斯時我彷彿覺得，背後攝影作品上的野狗都躍了起來，一起撲向那些男女，轉眼間人狗合體，人形皆在，野狗化魂。

吳姐猛轉身從我面前跑了出去。

那些人宛若未見——有的打電話報警；有的指揮保安圍起現場；有的已取來相機不停拍照；還有的只知在那兒搖頭頓足，扼腕嘆息……

我有不祥之感，追吳姐而去。

不遠處有立交橋。吳姐的身影已在橋上，我連呼速近，跑到她身旁，雙手抓住她胳膊不敢放開。

她問：「人死了，是不是就可以不追究責任，一了百了？」

我說：「那也不能全怪你！」

她說：「可誰替我作證？」

我說：「我！」

她木獃獃地看了我一會兒，絕望地說：「可我打不起官司。我老家的新房才蓋起，如果賣了，我一家以後住哪兒？小方，你就讓我以命相賠吧！」

我說：「你的命比那個瓶寶貴多了，我不能眼看著你死！」

她企圖掙脫，我只得將她緊緊抱住。在我的苦勸之下，她終於同我離開立交橋，隨我回到我家。

翔正在家裡做相框，看著坐在椅子上唰唰落淚的吳姐，聽我講完經過，沉思片刻，對吳姐說：「我認識你們老闆，也許我能替你求個情。」

我問：「關係如何？」

他說：「還行。」

我突然發飆：「你怎麼從沒對我說過？！」

他說：「你在人家那兒上班，我告訴你那些有意思嗎？」

他帶上手機走到外邊去了，十幾分鐘後回到屋裡，庄肅地對吳姐說：「我向你保證，沒事了。明天照常上班，任何人都不會向你問責。」

翔考慮得很周到，執意留吳姐吃飯，住下。

為那頓飯吃得豐富些，他親自去飯店點了幾道菜，並帶回了一瓶紅酒。給吳姐壓驚，我倆反覆勸酒，三個人喝光了一瓶。

第二天我和吳姐來到公司，見大堂已擺滿椅子，有人說老闆要親自在大堂主持會議。每個人看我和吳姐的眼神，皆躲躲閃閃深不可測。

老闆姓耿名識恆，是位瘦小的禿頂老者。那日我總算見到了他的尊容，其貌不揚，其聲溫潤。

他首先做了自我批評——說自己不該一向從後門出入，入則直奔辦公室，神龍見首不見尾，既嚴重脫離員工，對前門這邊的情況也知之甚少。他說自己不能做到從今以後次次都從前門出入，畢竟車只能停在後院，但也會經常出入於前門的，遇見哪位員工了，互相問個好，說幾句話，也算是種感情交流嘛。即使軍隊，上下級之間還需要起碼的感情基礎呢，況公司乎？

人們報以掌聲和笑聲。

我沒鼓掌，也沒笑。坐在我身邊的吳姐在發抖，我握住她一隻手。

耿老先生指著玻璃櫃又說——它們之所以擺在那兒，乃因當時他採納了環境設計師的建議。對方認為，有那兩排瓶在，等電梯的人不會心急。想法有道理，但如今看來，動機與效果相反。不能將責任推給人家，畢竟當初我同意了……

「說重點！」我忍不住大聲打斷一句。話剛出口，連自己也對自己的無禮暗吃一驚。一時間肅靜異常，坐在我前邊的人都轉身看我，目光如針，視我為搗亂分子。

耿識恆老先生接著說：「好。該說重點了。重點就是——那些都是廉價瓶，二三百元一個買的處理品。是我有一天閑來無事，親自去瓷器店挑選的……」

又是一陣肅靜。

肅靜之中，吳姐小聲哭了。

耿老先生繼續說：「我要替自己澄清一下，我從沒對任何人說過那些瓶多麼值錢的話；何以出了貴重一說，也不必在此分析了。我承認我是個要面子的人，但我的面子一向用不著別人替我維護，也從不體現在這些方面。希望如此現象，以後在本公司杜絕。因為碎了一個廉價的瓶，使吳女士受到了不小的驚恐，耿某在此賠罪……」他深躹一躬。

他又說：「在此，我對一個人滿懷感激。是誰我就不說了。沒有她，昨天本公司也許攤上大事了。那麼，我還有臉出現在上海商界嗎？本公司還配叫明德公司嗎？……」

會後，我被人請到了他的辦公室。

「這是台灣著名的高山茶。」他親自為我沏了一杯茶，陪我坐在沙發上，與我聊了起來。

他說他出生在上海，對上海有特殊感情；說他與我丈夫是朋友。

我說：「高翔昨天才告訴我。」

「是這樣啊……我們不但是朋友，你丈夫對我和我夫人還有恩呢。先留個懸念，你回家問他……」

他親近地笑，而我一頭霧水。

「我看了你的簡歷。你是學企業管理的，我覺得投資部更適合你，你明天開始新的工作吧……」他起身為我的杯里加水。

我說：「企業管理與投資是兩回事……」

他說：「凡我們公司投資的項目，也會派人參與管理……」

他沒再往沙發上坐，坐到辦公桌後去了，開始寫什麼。

我說：「我不願意您因為與我丈夫……」我忽覺受辱，話就沒說完。

他抬頭望我，微笑著說：「你想多了。有的事，不必想那麼多。我是商人，我想問題的出發點，一向以本公司需要為前提。也先留下懸念，以後你自會明白。你看我都在投資部的推薦表上簽字了，就這麼定了吧。」

「誰推薦的我？我不認識投資部的人，他們對我毫無了解……」由於自尊心作怪，我犯起倔來。

他卻說：「不是請你別想那麼多嘛，為什麼非往多了想呢？世事本尋常，一往多了想，似乎就俗了……我簽完字了，那麼定下來了？……」